徐家汇木雕在法国——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专访安克强教授

安克强 : 109个中国小木雕精美如人间喜剧

作者 罗拉

2015年1月12日

法国里昂近日举行“土山湾木偶与中国民间社会生活”展,1938年诞生的109个中国小木偶展示了法中之间一段尘封的历史。木雕人物有小商贩,有手工艺者,展示70多年前上海清末市井风情,做工精致。请听法广对法国中国学者,里昂第二大学东亚学院研究院安克强的专访。

法广:安克强现任法国里昂第二大学东亚学院研究员,历史学教授,也是法国中国学者。您与小木偶所有者伊望先生共同撰写了《中国民间生活:上海土山湾孤儿院人物雕刻》,用中法双语出版,配有历史照片介绍这些小木偶。请您先介绍一下是如何发现这些小木雕的呢?

安克强:有一天我收到伊望先生的一份邮件,说我家里有个大箱子,里面小木雕人物。他附上的照片让我非常惊讶,我从来没有看见过如此精美的雕塑,特别是我从事中国历史研究多年,也没有看见过如此精致的作品。我与他约会,来巴黎亲眼看到了这个大箱子,里面有这么多的小人木雕。我建议他一方面办一个展览,另外一方面写本书。重要的问题是要了解这些小木雕人物的来源,我们知道来自上海的一个孤儿院,我们需要知道这些小木雕如何来到法国。

法广:请您介绍一下是如何通过查找资料,发现伊望先生的曾祖父,法国海军将领必果与上海孤儿院的故事的呢?

安克强:我们出发点很简单,在大木箱上有个小标签,写着日期1933年6月23日,给必果和土山湾孤儿院。我知道土山湾孤儿院属于当时徐家汇的耶稣教会,需要找耶稣会的资料,解清楚土山湾孤儿院的活动。另外需要查找必果将军本人资料,我去了法国国防部,在历史资料室找到了关于必果海军将领的资料。

法广:请您介绍一下这些小木偶产生的历史和背景?

安克强:总的背景是耶稣会从19世纪中期觉得需要教授在孤儿院孩子们手艺,让他们从事简单工作。一位从西班牙来到神父建议教授如何制作艺术品,因为在中国的教堂都需要宗教艺术品装饰,因此办了一家艺术学校,绘制宗宗教性教油画等。有趣的是耶稣会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神父们一方面有宗教活动,另外一方面用中国文化来做艺术品。他们制作中国的塔,他们调查发现中国当时有70多座非常有名的塔,他们就用木雕创造72座塔。他们还对中国传统城市感兴趣,他们计划制作了江南城市的模型,如同清明上河图,我估计这些小木雕人物是为了装饰这个大木雕模型的。随后,艺术品也成为商业品,卖给当地的法国人和中国人。

有趣的是,关于上海小木雕人展出后,电视报道,随后两天有人跟我打电话说近日他也刚刚购买了类似的几个小木雕人。可能当时有不少人购买孤儿院木雕小人物 。

法广:请您介绍一下上海土山湾孤儿院与法国海军将军必果的关系?

安克强:必果将军去上海的原因就是因为战争。当时上海有外国租界,每一次出现危机,不同的国家如英国,美国等都派遣海军和军舰去上海保护自己的租界。虽然必果将军使命是保护法租界,与孤儿院没有直接的关系,因为孤儿院不在法租界里面。但是,到了战争的最后一天,11月8日,中方军队撤离,必果将军决定保护租界和周边地区,就是说日本军队不能进入,一直到1945年6月份,即使日本军队占领上海,但是他们不可以进入包括徐家汇这个区域。我估计徐家汇教会把这个大箱子送给必果将军表示谢意 ,即使比果将军在原则上没有保护徐家汇地区的权力,但是他还是把这个地区保护起来,这个地区当时成分难民区,上海土湾孤儿院地址就在徐家汇。

法广:您揭开了109个中国小木雕人之谜,您自己的感受是什么?

安克强:这些小木雕是非常宝贵的资料。一方面是非常精细的木工雕刻,每个人物表情细腻,有不同的动作,还拿着不同的工具,我认为他们完全反映中国当时普通人的现实生活,有一两个雕塑是幻想,但是大部分是普通人生活写照,是清末时期的这段时期。这种反映老百姓生活的人物雕塑在中国非常少见,就如同中国的人间喜剧。

 

“战争塑造上海”中方课题组再次进行讨论

为进一步推进项目的研究工作,并解决成员在研究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战争塑造上海”中方课题组于2014年12月2日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资料室再次举行会议。

项目组中方负责人马军研究员首先讲话,传达了安克强教授对课题组在后18个月的发展方向以及对各个成员工作重点的要求。此后,针对中方成员在研究过程中所遭遇的技术难题,马军研究员对小组成员进行分组,分别指定牟振宇副研究院与蒋杰对于其他成员进行技术支持。其中,牟副研究员负责帮助小组成员江文君及陆烨,蒋杰则负责锻炼、张笑川及马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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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克强教授与马军研究员联合举办“中法友谊之舟”论坛

2014年9月25日,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与里昂高师东亚学院联合举办“中法友谊之舟”论坛,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分部2号楼503会议举行。此次论坛由两场专题报告组成:其中安克强教授首先向与会者做题为《战争▪军舰▪木雕:毕果将军的上海故事》的专题报告;此后,由马军研究员进行《上海和马赛之间——晚清外交官体验的“法邮”远洋轮船》的学术报告。会议由周武研究员主持,历史研究所王健所长出席会议。来自历史所的专家学者陈同、吴健熙、张剑、段炼、江文君、张晓东、牟振宇与来自里昂高师东亚学院的冯艺、蒋杰、刘喆、Cécile Armand以及航海博物馆沈洋研究员也参加了会议并进行讨论。此外,来自《解放日报》、《Shanghai Daily》和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的记者也出席了此次活动。

安克强教授图文并茂地为大家讲述了一个中法友谊的传奇故事。1937年“八一三事变”期间,法国远东海军总司令毕果将军(Jules Le Bigot)率领舰队进入黄浦江,保护上海法租界。其间,他对侵华日军采取了不合作的态度,不仅拒绝日军借道法租界运送军用物资,而且命令法军进驻聚集了大量难民的“虹桥——徐家汇军事区”进行保护。为了感谢他对保卫上海难民做出的卓越贡献,地处军事区内的土山湾孤儿院向他赠送了由该院孤儿雕刻的木雕一套,共计109枚。这套木雕生动形象地表现了晚清上海的民间生活场景,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作为中法友谊的真实写照,这套至今仍完好地保存在毕果将军的后人手中。安克强教授透露,这批木雕不久后将在法国巴黎、里昂进行公开展出,他同时还将推出一部题为《中国民间生活上海土山孤儿院人物木雕》的专著。此外,他希望这批木雕以后能有机会在上海展出。

马军研究员在他的报告中向与会者讲述了法国邮船公司的历史概况、晚清时期上海到马赛的航线,以及晚清外交官斌椿、张德彝、曾纪泽、徐建寅、郭嵩焘、薛福成等人乘坐法邮轮船的见闻。他通过舟次之苦、海上之殇、舟中膳宿、闲娱之时、各色船客、紧急处置等诸环节,叙述了他们海上生活的种种故事,让在场听众如身临其境般体验了一次上海至马赛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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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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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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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会专家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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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教授进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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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军研究员进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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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后安教授接受上海媒体采访

(文/现代史室,图/刘喆)

“War made Shanghai”(战争塑造上海)课题组召开上海工作会议

 

2014年9月9日至11日,“War made Shanghai”课题组全体成员齐集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进行工作会议。此次会议是课题组自建立以来第一次全体会议。法国方面课题组成员安克强(Christian Henriot)教授、柯蓉(Christien Cornet)副教授、石路副教授以及博士生蒋杰悉数前来上海参会。上海方面,马军研究员、张笑川教授、牟振宇副研究员及课题组其他成员段炼、江文君、陆烨等出席会议。

 

三天的会议采取学习与讨论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每天上午的会议时间主要用于学习和讨论与本课题相关的国外最新研究成果。“空间”和“视觉化”两个概念成为了学习与讨论的重点。在每天下午的讨论环节中,每个课题成员分别向其他成员汇报各自的研究计划、工作进展和已经取得的成果,与会成员对报告提出意见与建议。其中,安克强教授分别向课题组成员介绍了他与牟振宇副研究员和石路副教授所进行的有关上海地籍和人口的研究计划。柯蓉副教授介绍了她关于法租界战时防御的研究计划。马军研究员向各位成员介绍了关于战时法租界的“铁门”研究。会议的最后一天讨论了本研究课题后18个月的目标以及课题组成员需要完成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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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牟振宇副研究员赴法国里昂大学东亚学院访学

应里昂高师东亚学院(IAO)安克强教授之邀,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牟振宇副研究员,与2014年7月至9月,赴法国里昂大学东亚学院访学。近年来,牟振宇副研究员集中于“近代上海的地籍及土地管理研究”,这一开创性研究构成了“战争塑造上海”国际学术合作项目的重要内容之一。本次赴法访学的主要任务:(1)与安克强教授讨论了地籍研究工作的进展以及下一步的计划;(2)向该项目绘图师请教了绘制地籍图时遇见的问题,并绘制了法租界1877、1882和1902年地籍图,修正了已绘公共租界地籍图的一些错误;(3)与安克强教授讨论并修改了一篇关于公共租界地籍图的学术论文;(4)去法国外交部档案馆(巴黎和南特馆)查阅有关近代上海的土地及地籍的资料。

通过近两个月的集中工作,牟振宇副研究员的此次学术访问基本上达到了预期的效果:不仅在地籍图绘制和地籍数据库方面有所推进,而且在地籍研究中亦有所突破,有些意想不到的发现。

(文/牟振宇)

安克强教授、牟振宇副研究员参加“第十二届城市史国际研讨会”

2014年9月3日 – 6日,安克强教授和牟振宇副研究员参加了在葡萄牙里斯本举办的“第十二届城市史国际研讨会”。来自40余个国家的600多名城市史专家出席了大会。安克强教授与牟振宇副研究员做了题为“Land cadasters and land value in the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of Shanghai (1903-1933) ”(上海公共租界的地籍与土地价值)的学术报告,引起与会者的强烈反响。会议期间,安教授一行就当前城市史发展的发展趋势、面临的困境与挑战和城市史研究的方法与理论等方面,与各国与会专家进行了深入交流,收获颇多。

(文/牟振宇)

GIS视野下的上海工业——安克强教授在复旦大学的讲座

侯虹斌说,安教授在中国高校开讲座的时候,百来的人报告厅里,无论男女,都在流口水。(原文请戳此处

安教授的讲座究竟是什么样的?大家一起来围观一下吧。另外,上海的小伙伴们,九月的会议已经临近了,大家可以先热热身了。

安克强:The productive city:A study of Shanghai industries through GIS

观看视频请戳此处

“War Made Shanghai”里昂小组庆祝课题再获“蒋经国基金会”资助

2014年7月8日下午,在里昂高师东亚学院会议室举办了冷餐会,庆祝东亚学院安克强教授的研究项目、以及数位学生的访学项目,均成功获得蒋经国基金会所提供的资金支持,得以顺利开展。申请蒋经国基金会资金支持的竞争历来十分激烈,这次东亚学院能够多喜临门,充分体现了学院以及学生的竞争能力。安克强教授在庆祝会上发言感谢了蒋经国基金会的慷慨支持,并对获益者表达了祝贺。在冷餐会上,大家还纷纷恭喜赵伟清于7月7日顺利完成博士论文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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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 刘喆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姜进教授访问里昂高师东亚学院

2014年6月中旬至7月中旬,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姜进教授到访里昂高师东亚学院,进行为期一月的学术访问交流。在此期间,姜进教授与安克强教授及东亚学院其他老师进行了多次深入交流,谈及了目前双方正在合作进行的民国上海娱乐资料长编的数据处理工作、未来进一步的合作事项、以及两校联合培养博士生的问题。7月3日,姜进教授还为东亚学院全体师生,做了题为“Women Playing Men – Same-Sex Relations in Republican Shanghai”的讲座,引起热烈反响。

报告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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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进教授与安克强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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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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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  刘喆

“法租界与近代上海”国际学术讨论会会议综述

岳钦韬

2014年5月27日至28日,“法租界与近代上海”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南浦大桥桥下、具有百年历史的三山会馆隆重举行。本次会议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法国里昂东亚学院主办,上海三山会馆管理处协办。来自法国、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的42名新老学者汇聚一堂,围绕着法租界的发展与近代上海城市变迁问题作了广泛深入的研讨。

会议于5月27日上午9点整开幕,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王健、里昂东亚学院柯蓉(Christine Cornet),以及三山会馆管理处主任王树明分别致开幕词。会议分五组进行讨论,共有20位学者作了报告。

出席本次会议的嘉宾、主持人、评论人还有上海市档案馆的邢建榕、马长林、冯绍霆、何品,上海东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研究所的白华山,苏州科技学院人文学院的张笑川,徐汇区文化局的欧晓川、宋浩杰,徐汇区图书馆的房芸芳、黄浦区文化局的朱畅江、黄浦区文保所的张富强,以及来自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陈同、张剑、蒋宝麟、赵婧等多名研究人员。

一、 大视野、大时代之下

会议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周武的《上海法租界史研究的若干问题》为始,他就两界共管与法租界的独立、公董局与法租界治理体系、西区开发与上海的摩登时代三个方面进行了内容,指出了当前该领域研究中最值得注意的一些问题。该所李志茗的论文《上海早期英法租界:制度视野下的比较分析》对早期两租界的形成问题不仅作了详细的阐述,而且从制度的视角对两者进行了比较分析。

来自台湾清华大学中文系暨历史研究所的陈珏以《上海史中的汉学与汉学史中的上海》为题,从汉学史、物质文化、西学东渐三个学术聚焦点来观察上海史,为法租界的研究提供一些背景的参考资料。

上海社科院历史所马军的《铁门续曲(1937年11月-1946年1月):以上海南市华法交界处为主线的考察》一文,探讨了上海沦陷后南市华法交界处的数十道铁门对南北交通和市民生活的复杂影响,以及各方为最后拆除铁门所做的努力。

该所的青年学者江文君作了《战时上海南市难民区》的报告,叙述了法国天主教会的饶家驹(Robert Jacquinot de Besange)神父设立上海南市难民安全区保护难民、与日方交涉的过程。此外,他还比较了上海、南京两地安全区的异同。

二、军警和司法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江天岳的《“拓垦者”与“保护神”的传说:法国首任驻华舰队司令卜罗德与上海法租界》一文,对卜罗德(Auguste-Léopold Protet)来华作了多维度的考察,指出其所谓的“保护神”和“拓垦者”形象均建立在法国对华殖民扩张的棋局上。是文也展现了上海这座城市在中外初交之际冲突与融合共生并存的历史风貌。

里昂东亚学院侯庆斌的《问题、史料与方法:上海法租界会审公廨(1869-1931)研究的若干思考》指出了目前学界由于史料方面的局限,即对公共租界会审公廨的研究相对充分,对法租界会审公廨的研究则非常滞后。该文基于法国外交部的档案资料,在史料、问题意识、研究思路等方面提出了一些思考。

里昂东亚学院的柯蓉以《服役于上海法租界的越南警察(1906-1946):被服、安居、保健与教育》为题,论述了1907年越南警察开始定期服役于法租界后“融入”城市的问题。法国当局而为了吸引更多的越南人加入法租界警察部队,还为他们提供了精神、保健和社会生活的必需品。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朱晓明的《上海法租界越南巡捕研究》与柯蓉的论文有着相近的研究旨趣和路径,可以相互参照。

三、 居民与市政

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的牟振宇以《开埠初期上海法侨人口、职业及社会网络(1842-1875)》为题,指出法侨对于法租界市政制度的创建和城市发展起到过举足轻重的作用,对上海城市的政治、文化和社会等方面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里昂东亚学院谭欣欣的《秩序与意外:历史图片、图表和GIS地图中的上海法租界公共交通安全情况(1908-1937)》一文,通过图表和GIS地图等手段分析了1908至1937年间界内有轨电车发生意外的原因,评述了法租界公董局为改善公共交通安全情况采取的措施,以及当地居民的反应。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岳钦韬的报告《法租界高架铁路的规划与废止:兼论上海城市周边铁路路线的形成》,指出近代上海的铁路对城市发展的促进作用比较有限,其原因是包括法租界高架铁路在内的淞沪、沪宁、沪杭甬等城市周边铁路是在中西双方围绕租界扩张的抗衡中形成的,而很少是出于工商业和港口发展的内生需求。

上海社科院历史所青年学者陆烨的报告《市政抗捐运动与上海法租界市民团体(1919-1937)》认为,法租界华人全境型市民团体兴起于五四运动时期,而抗战前法租界市民团体的发展和演变体现了市政捐税在法租界城市政治中的重要影响,也反映了法租界社会的特点和近代帮会在城市政治中的作用。

四、浸润“法兰西”文化

上海市黄浦区档案馆许洪新的论文《论租界时期今思南公馆街区文化特点:上海法租界核心地块一居住街区的个案研究》指出,思南公馆街区是法租界当局精心打造的新核心地块中的一个高档居住区,成为“东方巴黎”中最具法兰西精气神韵的代表性城区。研究其历史文化对认识法租界和上海城市文化中不同类型城区的特点很有意义。

上海市历史博物馆刘华的《上海市历史博物馆馆藏法文旧书介绍》,对由该馆收藏的79本上海通志馆遗留法文旧书的进行了介绍,对其中部分图书上的藏书章也作了梳理,为这批图书的渊源和流转情况提供了佐证。

上海社科院历史所张剑撰写的《“乙酉学社丛书”翻译出版与影响:兼论知识人在战时法租界的困窘与出路》一文,详尽解析了抗战期间科学类书籍“乙酉学社丛书”的翻译和出版情况。

该所段炼的论文《战时上海的钱币集藏活动:中国泉币学社在法租界》,梳理了抗战时期在上海法租界成立的中国泉币学社及其高水准的学术活动,从侧面说明了战争环境对上海文物集藏活动的作用。

五、中法连线:里昂分会场会议录像

以上报告结束之后,上海主会场还播放了5月22日里昂分会场的录像。会议由里昂东亚学院刘喆、蒋杰主持,首先是里昂东亚学院王钰花(Fleur Chabaille)作题为《上海法租界与天津法租界的扩张:用连接或比较方法来分析它们的过程及方式(1861-1937)》报告。她通过展现这两个类似的、具有代表性的租界历史,来展示租界扩张现象中所反映出来的空间拓展模式,以及在此过程中它们的成功经验与遭遇到的障碍。

巴黎政治学院徐翀提交了《东南互保还是帝国竞争:庚子事变时期上海法租界的防御,1900-1903》一文,他认为东南互保一方面表明了自太平天国以来南方地方实力派的兴起以及国家行政的军事化,但另一面则是各国列强借口“东南互保”屯兵上海,以致各方对上海地区和长江流域控制权的争夺进一步激烈化。

里昂东亚学院蒋杰所作的《法租界会审公廨、警务处与薛华立路的开发(1900-1939)》,以薛华立路的修筑和会审公廨大楼、警务处大楼的建造为主线,重构了该街区的开发史,分析了公董局在这一进程中扮演的角色,并探讨了它在法租界和上海城市化过程中发挥的作用。

里昂东亚学院赵伟清以《政治与民族敏感性:上海法租界的电影审查(1927-1943)》为题,研究了法租界电影审查制度的起源、变迁以及其运作模式和采取的措施,从而探讨了电影审查与电影文化的关系。

此后,中、法双方通过网络通讯软件Skype展开了热烈的对话交流,双方对以上报告发表了诸多见解,法方还展示了其学习、工作场所的实景。

六、  会议总结

会议临末,马长林、许洪新、冯绍霆、柯蓉、周武、马军从各个方面对本次会议作了总结、评价与展望。本次研讨会在使用新材料、研究新问题、采用新技术等方面均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作为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法租界专题讨论会,不仅标志着法租界史与上海城市史研究进入了新的阶段,也展示了一支日渐成熟、能熟练运用法文资料的青年队伍。

《东方早报》关于“法租界与近代上海国际学术研讨会”的报道

当时法租界为何有那么多“小洋房”

早报记者 石剑峰

法兰西外滩全景,在法租界内,有轨电车意外频生使得法租界当局不能坐视不理,开始实施改善界内公共交通安全的措施,比如交通岗、交警、路灯和交通灯等。
上海法租界始建于1849年,1943年交还中国,前后共存94年。法租界最初只有986亩,经过三次西扩,到1914年达到15150亩,版图从黄浦江边一直延伸到徐家汇。
在法国人来之前,黄浦江边老城厢外原是布满沼泽和坟地的荒僻之处。到了1920、1930年代,这里已经成为上海最繁华和最适宜居住的区域。

上海法租界始建于1849年,1943年交还中国,前后共存94年。
在上海史研究方面,熊月之等学者就曾指出,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研究不均衡的问题。今年是中法建交50周年,由上海社科院历史所和里昂大学东亚学院联合主办的“法租界与近代上海”国际学术研讨会昨天在上海三山会馆闭幕,会上部分学者带来的研究论文使用了法国方面保存的法租界档案,这为法租界研究开辟了新方向。
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周武等学者则从法租界的治理方式出发,研究上海法租界何以跟公共租界如此不同,比如法租界尤其是法租界西区均是洋房和西式建筑这一点,就是跟法租界的治理制度有关。

法租界研究开始
转向法方档案挖掘
“法租界与近代上海”国际学术讨论会,是上海乃至全国第一次以法租界为主题的研讨会。尽管法租界在上海近代发展历史上有着重要地位,但在学术领域,上海法租界的专门史研究并不深入。法国里昂大学东亚学院学者侯庆斌在研讨会上表示,受限于语言以及资料获取的难度,学界对上海法租界的研究无论从广度和深度,都在上海公共租界之下。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法租界的学术研究主要依靠两本文献,一本是柳亚子等人在1930年代编写的《民国上海通志稿》,一本是梅朋和傅立德著、倪静兰翻译的《上海法租界史》。上海社科院历史所副所长王健前天在讨论会开幕式上说:“对上海法租界的研究将会产生更多有趣的课题,随着更多文献资料的发现和公开,许多学生去法国学习并接触到以法文编写的第一手材料,比如法国外交部的档案。”
侯庆斌在研讨会上也介绍道,法国外交部保存了关于上海法租界的一定数量的档案材料。他在研讨会上介绍的学术成果是以上海法租界会审公廨研究为例,会审公廨是上海租界中解决华洋司法纠纷的重要制度,“法国外交部档案馆保存有上海法租界会审公廨1903年至1930年的判决书及法庭颁布的各类条例,粗略统计近1000件。”在侯庆斌看来,对这些档案的研究可以加深对租界司法公正性的理解。
与会的另外一位学者,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朱晓明关于法租界越南巡捕的研究同样也利用了法国的档案。朱晓明的研究,细致到如何招募越南巡捕:他们的待遇和家庭生活、职业升迁等。挖掘、利用法方档案,可能将开拓法租界研究和上海史研究的新方向。

上海“一市三制”如何而来
在上海近代史上曾出现过“一市三制”的奇特市政格局,分别是法租界、公共租界和华界各自治理格局,但法租界和公共租界的治理方式常常被混淆。今天上海的市中心,当年法租界所在区域和公共租界所在区域其实呈现出非常明显的市政建设差异,而在当年,二者的商业定位也完全不同。这些跟法租界和公共租界的治理方式迥异相关。法租界最初只有986亩,经过三次西扩,到1914年达到15150亩,版图从黄浦江边一直延伸到徐家汇。在法国人来之前,黄浦江边老城厢外原是布满沼泽和坟地的荒僻之处,到了1920、1930年代,这里已经成为上海最繁华和最适宜居住的区域。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周武和李志茗均从法租界的发展和治理制度的演变,讨论法租界为何如此不同,以及它的存在对上海今日城市规划的影响。
1843年,英、美、法三国相继在上海城北设立了租界,各自“享有向本国和其他西方侨民租售界内土地的专属特权,并对界内外所有的外国侨民行使司法裁判权”。太平天国小刀会期间,为保证租界安全,在混乱中建立秩序,成为租界当局的头等大事。周武介绍,正是这种严峻的安全形势促成了英、美、法三国租界的合并,一方面加紧建立租界防御自卫体系,另一方面又乘机确立行之有效的租界市政管理体制和法制体制。
为达到这一目的,英、美、法三国领事一致认为,首先必须立法,亦即修改1845年的《上海土地章程》。1853年6月下旬,英国领事阿礼国率先提出由英、美、法三国自行修改这一土地章程。主要目的在于共同组织一个市政机关,管理全部三国租界。周武说,事实上,法国一开始就想“保持法国特定”和法租界的独立,并不乐见三界合并和三界共管,但那时法军势单力薄,并不具有单独应对持续恶化的安全形势的实力,因此不得不“原则上”接受阿礼国的上述建议。1854年7月8日,英国领事阿礼国、美国领事马辉和法国领事爱棠,正式宣布三国公使共同签订的新土地章程《上海英法美租界租地章程》,通过该土地章程,组建“自治政府”并使界内驻军“合法化”。该会议最重要的一个决议是组建英、美、法三国租界的市政机关——工部局。
工部局和公董局经常被一些学者和文章混用,事实上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机构。周武介绍,工部局最初叫行政委员会,后来改称为市政委员会,它成立之后便一步步挣脱道台和领事们的约束,最后与道台和领事们分庭抗礼,独立于中国行政系统和外国领事的管辖之外。这个由不拿薪水的商人们组成的委员会,虽不总是为社区成员所赞成,却以耐心和坚毅改革了陋习,获得了权力。工部局成立之后,法租界当局发现“当一个法国人的利益和一个别国人的利益发生冲突时,人家多么善于以‘地皮章程’为武器对付我们。当涉及保护原来属于法租界而后来被认为是公共租界的组成部分利益时,租界的合并就不存在了”。(《上海法租界史》)工部局的这些做法,引起了法国驻上海领事爱棠和法国公使布尔布隆的不满。在之后的几年,爱棠多次对协定提出异议,甚至长期不理会工部局。1862年4月29日,爱棠甚至宣布法租界独立,退出联合协定,自行设立与工部局类似的市政机关“法租界筹防公局”(1865年译名为“公董局”),1866年7月,法国外交部制定了《上海法租界公董局组织章程》。公董局成立后,1863年9月,英、美正式合并了公共租界,由此,上海“一市三制”的奇特市政格局奠定。
在周武看来,法租界的独立,从表面上看,是法国驻沪领事与工部局之间的矛盾,其实二者之间的矛盾不过是口实,法国驻沪领事一直竭力保持洋泾浜南岸租界的“法国基本特性”。
尽管英美驻沪领事强烈反对法租界独立,但法国人的答复是:“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坚持说我租界内的现行市政制度比相邻租界的制度更符合尊重中国领土主权的原则,而一旦合并,这个制度立刻就不复存在。在我们租界内,由领事代表法国人向中国当局负责,而且是中国政府把它管理法租界的权力让给了法国领事。地方当局在法国外交代表方面根本不担心有侵犯权限的问题,因为法国领事和他的政府一样,直接受条约的约束,他必须恪守条约的规定。而英美两国租界的市政制度正好相反,领事被撇在一边,不得参与市政,自治思想占上风;这个团体对中国政府不受任何条约的约束,一味追求独立,这样一种制度对逐步侵犯中国的领土主权就更方便,因为侵权来自一个集合体,可以不负任何个人的责任。(《上海法租界史》)”周武说:“这意味着,法国人并不认同公共租界的做法,他们要按照自己的意愿构建一个市政制度,也就是后来的公董局。”

公董局治理方式
对上海的影响
与公共租界相比,法国驻沪领事拥有更全面的权力。他独享法租界的管理权,掌握着法租界的一切政治权力,包括控制警察和解散公董局。法国驻沪总领事事实上已成为法租界的“独裁者”。法租界与公共租界实行不同的市政制度和不同的管理体系,周武认为,一方面源于法国和英、美不同的政治文化传统,但也与他们在上海的不同利益追求和各自侨民结构有关。在1852年,各国商人在上海共开设洋行41家,英商27家,美商5家,法商只有1家。从历年数据变化看,法国的商业势力小很多,甚至侨民数量和商人都远远比不上英、美。1873年3月30日,上海共有法侨88人,其中商人只有3人。即便商人已经那么少了,他们的商行也极少开在法租界。有意思的是,由于侨民太少,有资格担任公董局董事的人更少,所以每逢公董局董事改选,法国总领事总是为缺少合适的人选头疼。
在周武看来,公共租界的地位更接近于自由港,而法租界则像是一块受巴黎政府管辖的殖民飞地(一种特殊的人文地理现象,指隶属于某一行政区管辖但不与本区毗连的土地)。在周武看来,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给上海带来的影响各不相同,公共租界给上海带来了市场观念、资本运作、现代科举和企业管理等全新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法租界则提供了市政管理、市政建设、保护宗教和公共利益等典型的官僚主义统治样本。
李志茗在他的发言中也表示:“法租界始终由领事主宰,法国政府控制。公共租界则是侨民集体自治,不受任何政府管辖。治理体系的差异直接导致两租界相互竞争,各自走上不同的发展轨道。两种发展模式各有侧重,相辅相成。”
最能体现法租界环境和文化性格的地方,就是法租界的西区,也就是现在的徐家汇一带。在市政建设中,法租界当局甚至干涉到了房屋建造的结构,比如倡导在新扩充区内建造欧式建筑,即所谓洋房,禁止建造中式房屋。1900年,公董局通过房屋建造法案,规定在今嵩山路以西的扩充区内,除非得到领事同意,禁止建造木材和土墙组成的中式简陋房屋。之后又颁布了相关房屋建造的法规,这就造成了法租界西区几乎都是西式建筑的街区形态。

东方早报_-_2014年5月29日_-_文化·往事_-_当时法租界为何有那么多“小洋房”

见《东方早报》,2014年5月29日
链接:http://epaper.dfdaily.com/dfzb/html/2014-05/29/content_893410.htm

 

Prelude to “The French Concession and modern Shanghai” Conference

As an opening to the delocalized session of the “The French Concession and modern Shanghai” (“法租界与近代上海国际学术讨论会”分会场会议) that took place on May 22, two doctoral students — Liu Zhe and Jiang Jie — have composed a film prelude that we are proud to present today in avant-première. The full panel will be made available after the closing session of the conference on May 28, 2014. Enjoy !

Prelude